战功赫赫,稳居华为权力核心15年,他才是任正非最信任的2号人物
都说郑宝用是华为公认的2号人物,而今天要说的这位才是任正非最信任的2号人物。
华为今天所得到的手机市场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曾稳居华为核心15年,当众驳斥任正非,他就是被任正非称为“狡猾小狐狸”的徐直军。
今天的华为是一家拥有着近20万名员工,董事会成员更是多达17人的庞大公司,在这权利结构的金字塔上,站着三位轮值董事长,而这三个人中,徐直军就是其中一位。
他曾被任正非描述成一只狡猾的狐狸,然而就是被誉为“狐狸”的人物,却在一次高层的大会上,做出了最不像“狐狸” 的事情。
那次会议是针对任正非所开设的,总共三个问题:任正非到底懂不懂市场?他懂不懂技术?他懂不懂如何管理?
会议上清一色都是赞成票,可是徐直军却是唯一一个投出了反对票的人,而且还是三个问题全部反对。
一个被赞誉为嗅觉灵敏、懂得趋利避害的“狐狸”,行为上却表现得像一个不计后果、直言不讳的“刺头”。
徐直军的“狐狸”本色,总能为华为找到新的商业发展方向,其中最有代表的一次,莫过于力推华为进军手机这片陌生的领域。
在那个年代,华为是电信设备领域的巨擘,其商业模式是与全球运营商打交道,做的是动辄上亿的大生意。
而手机,是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零售产品,玩法、渠道、品牌逻辑与华为的主航道格格不入。
可当徐直军第一次向任正非提议华为应该自己造手机时,任正非却发出了震怒,任正非直接撂下一句狠话:谁再说,就撤谁的职!
然而徐直军却没有被这句话吓退,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之后的数月里,他反复寻找机会,用不同的角度和逻辑去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的通信世界,终端将与网络变得同等重要,放弃终端就是放弃一半的未来。
任正非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不仅收回了成命,还批准了高达10个亿的研发投入。
正是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冒险,为华为日后孵化出了一个千亿营收级别的终端帝国,也为其在后来的极端困境中,保留了一块至关重要的业务阵地。
如果说造手机是嗅到了市场的机会,那么他推动建立的一个神秘机构,则展现了他对技术未来的惊人预见性。
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2012实验室,也被叫做诺亚方舟实验室。
这个名字源于电影《2012》,寓意着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绝境,提前打造一艘“诺亚方舟”。
徐直军是这个实验室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他主张华为必须投入巨资,去研究那些5到10年内都未必能看到商业回报的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当时许多追求短期效益的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烧钱的赔本项目,但正是这个着眼于未来的技术实验室,在多年后华为遭遇外部技术封锁的至暗时刻,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备胎”方案。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麒麟芯片、鸿蒙系统,其最初的火种,都源自于这个充满远见的实验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被派往没有出路的俄罗斯市场,在1996年的莫斯科国际通信展上,爱立信、诺基亚等国际巨头的展台门庭若市,而华为的展台前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并不出名,当地市场还对中国商品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徐直军没有选择放弃,他带着团队在冰天雪地里坚守了数年,从最基础的客户拜访做起,一点点建立信任。
终于在1999年,他们拿下了第一笔订单,一个价值仅为38美元的电源模块。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欧洲,本世纪初国内3G的牌照迟迟不发,华为的无线业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徐直军临危受命,出任新成立的无线业务部第一任总裁,他力主将目光投向海外,率领团队向标准最严苛、竞争最激烈的欧洲市场发起突围。
正是这次成功的“出海”,让华为与沃达丰等世界顶级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为其最终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商,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而徐直军还有着另一面,一个效率至上,纪律严明,优胜劣汰的一面。
一次,华为内部论坛上,部分研发员工因对食堂伙食不满而怨声载道,甚至有干部站出来“为民请命”。
没想到这次后勤风波,引来了徐直军一篇措辞极其严厉的《告研发员工书》,他对那些研发人员发出了严厉的批评:“研发人员也不是天之骄子,不能要求别的部门对你过度的服务。”
他将矛头直指那些斤斤计较的员工,发出了灵魂拷问:“与连自己的伙食费都舍不得花的人在一起生活,你会幸福吗?”
他认为这种吝啬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会破坏公司的奋斗文化,文章的结尾,他更是给出了一个极具他个人风格的“解决方案”:建议那些“为民请命”的干部,亲自去帮厨三个月,体验一下服务工作的不易。
如今的华为正在遭受美西方国家的持续打压,在这样的生死存亡时刻,徐直军身上的特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战功赫赫,稳居华为权力核心15年,他才是任正非最信任的2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