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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敢走无人路，方成非常事。

　　

“我只想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说这话的人，是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他旗下企业年营收高达1784亿元，直接坐稳中国民企500强第39位。

　　

而造就东方希望集团辉煌成绩的，源自于其坚守了40年的三不原则……

　　

　　资本市场异类

在当今这个资本横行、热衷于讲述上市敲钟故事的商业世界里，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们不追风口，不玩杠杆，甚至刻意与资本市场保持着遥远的距离。

　　

东方希望集团就是这样一个“异类”，今年九月，这家公司交出了一份惊人的成绩单：年营收高达1784.1亿元，稳稳地坐上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39把交椅。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家体量庞大的企业，在创立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始终坚守着一个看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信条——“不上市、不欠款、不欠薪”。

　　

　　

东方希望的经营哲学，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极度审慎上，刘永行始终认为，一旦上市，企业就容易被股价的短期波动绑架，从而偏离了做实业的本心。

　　

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过多的钱会让人头脑发热，做出错误的决策，与其被外部资金的洪流裹挟，不如牢牢握住自己的方向盘，哪怕开得慢一点。

　　

这种清醒，让东方希望拥有了非凡的战略定力，集团旗下许多业务早已满足上市条件，但刘永行从未动摇，他要的是绝对的决策独立，不被任何外部力量干扰。

　　

　　

“不欠薪”，则构成了这家企业凝聚力的核心，在东方希望，员工们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工资比大姨妈还准时。”

　　

这句朴素的调侃背后，是对员工权益最坚定的保障，按时发薪不仅稳定了团队，降低了人员流失，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在创业最初的二十年里，刘永行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所有扩张都建立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严格地量力而行。

　　

　　

直到饲料业务积累了足足20亿元的雄厚资本后，他才启动了那个在他心中酝酿了十年之久的重工业计划，这种看似保守的策略，在后来一次次行业调控和经济周期的风浪中，都让东方希望稳如磐石。

　　从田埂到戈壁的跨越

东方希望的故事，要从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说起，当时，刘家四兄弟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机遇的脉搏。

　　

刘永行早年在街头摆摊修理电器的经历，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这个念头，很快得到了兄弟们的响应，他们毅然辞去公职，变卖家产，凑了1000元启动资金。

　　

　　

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在自家的阳台上养鸡和鹌鹑，取名“育新良种场”，兄弟几人分工明确，几年下来，硬是把鹌鹑养殖做到了年产15万只的惊人规模。

　　

这段经历不仅为他们赚取了高达1000万元的原始资本，还将新津地区带成了全国闻名的鹌鹑养殖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时就摸索出了“鹌鹑粪喂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循环理念雏形。

　　

积累了第一桶金后，兄弟们意识到，下游养殖终究是辛苦活，利润也薄，他们决定向上游进军，进入技术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饲料产业。

　　

　　

1987年，“希望牌”猪饲料横空出世，喊出了“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响亮口号，目标直指当时垄断了全国半壁江山的泰国正大集团。

　　

一场激烈的价格战随之爆发，正大集团试图用降价来扼杀这个新生对手，但他们低估了刘氏兄弟，凭借着本土的人工、原料和运输成本优势，“希望牌”饲料在价格战中硬是挺了过来。

　　

两年后，外资在饲料行业的垄断被彻底打破，希望饲料的年产销量达到10万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川“饲料之王”。

　　

　　

1991年，东方希望集团在成都正式组建，刘永行出任董事长，然而四年后，因经营理念分歧，刘氏四兄弟和平分家，刘永行分得13家公司，独立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东方希望。

　　百亿豪赌

到了1999年，东方希望的饲料业务已完成全国布局，前期投资资金大量回笼，账上的闲置资金最高时竟达到10亿元。

　　

但此时的饲料行业已是红海一片，竞争加剧，利润不断被摊薄，刘永行决定，必须走多元化的道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将集团总部从成都迁往上海浦东，并准备进军一个跨度极大、风险极高的全新领域——重工业。

　　

　　

这个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亲兄弟直言他这么干“会完蛋的”，在他们看来，从农业一下子跳到重化工，无异于一场豪赌。

　　

但刘永行心意已决，2002年12月，东方希望在包头投资百亿兴建“希望工业园”，正式吹响了进军铝电一体化项目的号角。

　　

此后，集团的重工业版图迅速扩张，在内蒙、河南、山西、重庆等地，一座座大型发电、氧化铝、电解铝、工业硅、多晶硅、水泥工厂拔地而起。

　　

　　

在所有布局中，刘永行最看好的是新疆，他看中的，是那里高达3900亿吨的煤炭储备，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品质优良。

　　

他的设想是，利用新疆的低成本煤炭就地发电，再用这些电来生产电解铝，从而彻底打破“西煤东运”的传统模式，还能大幅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然而，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早在1995年，刘永行就曾多次派人去新疆考察，寻求合作，却屡屡碰壁，甚至找不到人接待。

　　

　　

直到2010年，新疆相关部门主动发来邀请，这个搁置已久的计划才得以重启，刘永行当机立断，在准东的五彩湾地区，建设了第二个铝电一体化工厂。

　　

而刘永行在布局新疆重工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计划是提出了六谷丰登的全产业链循环生产模式。

　　

所谓六谷丰登，是指基于准东的“煤谷”创建了“电谷”发展了“铝谷”，衍生出“硅谷”、“化工谷”和“生物谷”。

　　

　　

这样不仅大幅降低了能耗、减少污染，更让东方希望在重化工业领域构筑起独特的成本与竞争优势，为其成为电解铝、多晶硅领域的巨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东方希望涉足光伏行业，到了2020年，光伏产业遭遇“寒冬”，多晶硅价格从每公斤70元暴跌至60元，整个行业哀鸿遍野，同行几乎都在亏损。

　　

然而，东方希望却凭借自备电厂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巨大成本优势，硬生生地将多晶硅的完全成本控制在了惊人的每公斤36元，在全行业亏损的背景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可观的盈利能力。

　　

　　

如今，东方希望在氧化铝和电解铝领域的产能，已经跻身世界十大生产商之列，但刘永行并未就此满足。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重工业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时，他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力排众议，重新杀回生猪养殖业。

　　

他坚信，养殖业是东方希望的“根”，这个根，绝对不能断，2016年，东方希望正式“重入”养猪业，即便初期亏损数十亿，也从未动摇过。

　　

　　

刘永行要打造的，是一个跨越农业与重化工的更大、更复杂的产业生态闭环，作为饲料龙头，东方希望自产的饲料可以直接供给自家的养猪场，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养殖产生的废水、粪便等废弃物，则通过生物质燃料、沼气回收等技术，再次被循环利用，例如，在重庆，东方希望的水泥厂就与旗下的畜牧公司协同，将猪粪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用于发电，进一步减少了碳排放。

　　

这个被称作“猪电铝”的产业循环，将农业与重化工产业彻底打通，形成了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完美闭环。

　　

　　

2020年猪价暴跌时，正是这个独特的产业循环模式，让东方希望的各个业务板块能够资源互补、对冲风险，最终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依然保持盈利。

　　结语

东方希望集团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一直保持常盛不衰的秘诀就在于“不上市、不欠款、不欠薪”这3个原则。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刘永行的三不原则看起来非常保守，似乎会束缚企业的发展步伐。

　　

　　

然而慢，才是快的底层逻辑。

　　

信息源：

　　

《“叛徒”传言激怒刘永行！要说反内卷，他才是真正的“祖师爷”！》新浪财经2025-08-15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走难走的路”诠释企业家精神》中国新闻网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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