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素有“黑土粮仓”的美誉——“全国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这里”。如今，广袤且肥沃的黑土地上，正掀起一场“数字革命”，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有底气。

　　盛夏时节，三江平原腹地的北大荒集团友谊农场有限公司，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关键期。微风拂过，稻浪翻滚，清香四溢。田埂间不见往日农人的忙碌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数字哨兵”：自动气象、土壤监测等设备将采集的各种数据实时回传，监测着水稻的生长情况。

　　“这是1954年苏联援建的新中国首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有着‘天下第一场’的称号。”站在稻田旁，友谊农场科技信息中心主任曲慧自豪地说，这里是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源地，代表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

　　如今，智慧农业正在让这个农场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相应地块的“生长档案”便清晰呈现。“水稻叶龄诊断系统是我们的‘千里眼’，能实时采集叶龄信息，精准掌握作物长势和环境变化。”曲慧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说，通过多年数据积累，农场已建立智能化叶龄诊断模型，过去施肥打药凭经验，现在全靠数据说话。

　　目前，友谊农场共有约190万亩耕地，19万亩已建成“智慧神经网络”：500余套物联网设备织就监测网，田间气象站每10分钟更新一次数据，无人机航拍每日生成作物长势三维图谱，120套智能闸门与水位计联动实现自动灌溉。

　　从田间地头到企业车间，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同样蓬勃涌动。在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展厅内，“做中国卓越的数字化技术与数据服务商”的标语醒目有力。研发人员站在电子沙盘旁，结合动态图谱演示着核心产品——“近地遥感空地协同精准变量施肥系统”如何为作物“把脉开方”。

　　“这套系统就像给作物做‘CT体检’。”公司技术总监胡泊说，系统通过“天空地”一体化数据采集实现精准施肥：无人机搭载遥感设备“扫面”，采集作物光谱数据；地面传感器“扎点”，获取土壤氮磷钾含量；人工智能模型综合分析，生成个性化施肥方案，再由植保无人机或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施肥”，精度可达平方米级。

　　2014年，这家公司落户哈尔滨，现在已经成为黑龙江省智慧农业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有大量的无人机和飞手，拥有成熟的软件研发团队，而高校科研团队具备理论优势，双方优势互补，产出一系列科研成果。”总经理高文辉说，他们已与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建立了紧密联系，智慧农业技术成果已经在佳木斯、齐齐哈尔、鹤岗、黑河等多地应用。

　　今年春耕时节，记者在黑龙江省尚志市河东朝鲜族乡田间见到，一台“鸿鹄T70”电动智能拖拉机正沿着预设路线耕作。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黑龙江农投金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的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发的纯电无人智能农机装备，通过远程规划路径自主作业，并实时采集反馈作业数据，可有效提高耕作效率和质量。

　　中国科学院将在尚志市落地黑龙江省首个“伏羲农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伏羲农场”团队成员张晓博说，黑龙江有全国最大的耕地面积，黑土地质量好，适合规模化推广智慧农业，团队正以这里为样板，打造可复制的智慧农业模式，用科技手段提升粮食产能。

　　这场“数字革命”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拓展。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农投集团大数据科技公司与腾讯云等十余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智慧农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黑龙江省农投集团大数据科技公司总经理张明说，今后几年公司将在尚志市建设第一个无人智慧化农场，按“一万亩一个标准单元、五万亩一个网格”推进，并同步在黑龙江省建设智慧农机生产线，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全要素、全场景智慧赋能的现代化大农业体系。

　　数据显示，黑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居全国前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9%以上，居全国首位。

　　黑龙江省提出，聚焦育秧、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创新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打造全省统一智慧农业平台，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主要作物种植精准化、畜牧养殖智慧化、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持续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73 原标题：黑土粮仓的“数字革命”

　　随着银行板块回暖，沉寂多年的银行可转债市场迎来久违的“转股潮”。从南京银行、杭州银行高达99%以上的转股率，到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引入“白衣骑士”压哨转股，再到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股东主动出手协助转股，银行可转债正摆脱“发得出，转不动”的尴尬局面，迈向“发得出，转得动”的新阶段。

　　在监管政策鼓励资本多元补充、市场供需错配加剧、投资者接受度提升等因素推动下，银行转债正重新回归为“补血主渠道”，并迎来“再起航”窗口期。

　　可转债重返银行“补血主渠道”。

　　今年以来，成都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苏州银行等多家银行可转债触发强赎，转股率普遍在90%以上，部分银行甚至高达99。98%。在股价修复共振的背景下，曾经的“理想型融资工具”开始真正兑现其资本工具属性。

　　7月18日，南京银行公告称，“南银转债”触发强赎并摘牌，其转股率高达99。98%，刷新银行转债转股率纪录。“南银转债”于2021年6月发行，设置了明确的强赎机制。随着南京银行股价持续走强，提前满足赎回条件，转股总数达23。57亿股。分析人士认为，转债得以转股，不仅反映出正股强势表现，也体现市场对银行基本面与资本回报能力的认可。

　　7月7日，“杭银转债”正式摘牌，成为今年以来银行转债市场最受瞩目的案例。该债券发行规模达150亿元，最终转股比例高达99。96%。在强赎条款触发后，其正股未现下跌，反而走强，体现了良好的市场接受度与转股信心。

　　据测算，转股完成后，杭州银行总股本由59。3亿股增至72。49亿股，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0。83个百分点，成为该行历史上一笔较大的外源性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分析人士表示，在资本实力增强、盈利韧性延续的基础上，杭州银行估值逻辑有望重塑。

　　成都银行也是一个典型案例。80亿元“成银转债”于今年2月完成强赎摘牌，转股率高达99。94%。在转股期内，成银转债转股价由14。53元/股多次调整至最终的12。23元/股，并在2024年11月满足触发赎回条件。成都银行表示，此举短期内会摊薄每股收益，但长期来看将增强资本实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市场人士表示，可转债的本质是“债转股”，但在过去几年银行股持续低迷、转股价“高高在上”的情况下，转债长期处于“类固收”状态。随着行情回暖，转股逻辑逐渐兑现，可转债作为资本补充工具的价值正被重新激活。

　　股价回暖和“白衣骑士”助力转股。

　　银行转债能否顺利转股，正股表现是一大关键。

　　例如，1月21日，苏州银行公告称，2024年12月12日至2025年1月21日，该行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苏行转债”当期转股价格6。19元/股的130%（含130%，即8。05元/股），触发了有条件赎回条款，该行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3月6日）登记在册的“苏行转债”全部赎回。

　　不少银行还借助战略投资者之力解决“转不动”的难题，引入“白衣骑士”重燃转股希望。

　　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光大银行。在其300亿元“光大转债”存续至最后交易日前夕，中国华融出手，于3月8日至9日连续买入大额转债，并于3月13日公告将其所持份额全部转股。光大银行随即召开董事会，拟将中国华融列为主要股东。这一“压哨式”转股举动，为光大银行补充了核心资本，堪称银行转债转股史上的经典操作。

　　6月30日，浦发银行公告称，6月27日该行收到信达投资的通知，信达投资将其持有的约1。18亿张浦发转债转为浦发银行A股普通股。此次可转债转股导致其持有的浦发转债减少量占浦发转债发行总量的23。57%。当时，浦发转债累计转股比例为23。58%。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多家银行也通过大股东主动转股、自我协调的方式提高转股率。

　　中信银行、无锡银行均由大股东出手转股，为公司减轻压力。中信银行控股股东中信金控转股金额达263。88亿元，为后续赎回扫清障碍。

　　兴业银行也通过大股东将所持转债转股方式实施增资。5月14日、27日，福建省财政厅两次转股合计86亿元，为股份制银行中首个通过转债获得大股东增资的案例。

　　与增发、配股相比，可转债融资具有不摊薄、不扰动股价、灵活高效等优势。一旦实现转股，可直接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对于资本充足率偏紧、融资渠道受限的中小银行尤为重要。中诚信表示，银行可转债发行正从“能发不能转”迈向“发得出，转得动”，而苏州银行、南京银行的“正股价值管理+市场协同”路径或将成为主流。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银行板块估值回升、监管政策鼓励资本多元补充，未来会有更多银行选择通过优化转股机制、引入战略合作或强化股东协同方式实现转债成功转股，使其成为常态化资本补充工具。

　　银行可转债迎来“再起航”窗口。

　　随着转债强赎频现、市场存量持续下降，在估值温和、利率下行、政策支持等背景下，银行可转债正迎来阶段性发行良机。但要抓住这一窗口期，银行须合理设计条款、控制节奏，以及兼顾发行人与投资者的利益。

　　“银行可转债本质上是银行股估值修复的直接受益者。”一位银行业分析师表示，正股上涨使投资者更有意愿转股，从而也增强了市场对新发银行可转债的接受度。

　　近年来，银行可转债整体发行偏少，市场供给收紧，存量规模不断下降。截至4月，仅剩1760亿元的存量银行可转债，较峰值大幅缩减63%。供需失衡之下，优质银行可转债品种的稀缺性和配置价值日益凸显。

　　业内人士分析称，与优先股、二级资本债不同，可转债在完成转股后可直接计入核心一级资本，这部分资本是银行资本结构中“最干净”、最能用于抵御风险的。尤其在当前银行面临信贷扩张压力和监管资本充足率红线双重约束下，发行可转债成为最优选择之一。

　　例如，近期通过强赎或股东转股完成融资的南京银行、成都银行均在转股后显著提升了资本充足率，为后续信贷投放和业务增长赢得了更大空间。

　　银行转债本身的“债性”特征也让其受到资金青睐。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者青睐更具防御属性的品种。银行可转债信用评级高、价格波动小、抗风险能力强，成为配置型资金的“压舱石”。

　　尽管有多重利好，但机构建议，若银行计划重启可转债发行，仍须“慢工细活”——既要把控发行节奏，避免短期集中释放形成“高压扰动”；又要精细设计条款，适当引入增信机制或目标转股率安排，以增强投资人信心与参与度。

　　“当前可转债市场对于银行类品种接受度提升，但投资者也更注重条款的公平性与流动性。”某大型资管机构投资经理表示，可转债发行不能“一厢情愿”，要建立在发行人和投资人共赢的基础之上。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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