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决：委任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人同时担任该公司创始人许家印个人资产的接管人，并指定高露云律师事务所的Keith Ho担任监督律师。这一判决意味着许家印的个人资产现已正式被法院指定的专业人士全面接管和控制，接管人需要定期向监督律师报告工作并回应所有合理问询。从法律程序上看，这是香港法院针对不配合的债务人所采取的一项极为强有力的强制执行措施，其核心目的在于确保许家印名下资产得到妥善保存并最终用于偿还恒大集团及其债权人的债务。此前，香港法院已经对许家印名下资产发出全球禁制令，禁止其处置价值不超过77亿美元的资产，而此次任命接管人的直接原因是许家印一直拒绝执行法庭命令披露其资产详情，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藐视法庭。

　　

　　

从法律专业视角来看，此判决体现了普通法系中清盘人（Liquidator）与接管人（Receiver）职能的区别与衔接。清盘人主要承担清算公司资产、分配债权、注销公司的职能；而接管人则承担接管并保全某人或某公司的特定资产的职能。针对财产或资产而言，接管人的职能针对性更强。此次法院任命清盘人同时担任资产接管人，是一种高效且有针对性的安排，旨在通过同一批熟悉恒大复杂情况的专业人士同时处理公司清盘和个人资产接管，从而更全面地查清资产关系，避免程序拖延，提高整个清盘过程的效率。此外，法院还设立了监督律师机制以管理潜在利益冲突，确保接管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一、财务视角：公司治理与个人责任的失衡

　　

从财务分析的角度审视，恒大集团的崩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更是一个公司治理与个人责任完全失衡的典型案例。恒大集团的总债务规模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堪称中国企业史上最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一。相比之下，根据清盘人提供的数据，截至2025年7月，中国恒大在境外可变现金额合计仅有2.55亿美元，其中中国恒大直接持有资产的可变现额度只有1100万美元，清盘人实际回笼的资金仅为1.67亿美元。这一数据与恒大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债务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清晰地揭示了恒大集团资不抵债的严重程度。

　　

此次法院接管许家印个人资产的直接诱因是恒大集团向许家印等人追讨约468亿港元的股息及酬金。这些追讨基于一个关键事实：这些股息和酬金的计算是基于误报的2017年至2020年底各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从公司财务治理角度看，这涉嫌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的混同，如果证明这些分红是基于虚假财务数据进行的，那么就涉嫌不当得利，法律上有追回的依据。恒大清盘人一直在仔细查阅文件，审查与恒大相关的数千家实体，寻找追回资金的可能途径，而许家印作为创始人和主要受益人，自然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事实上，清盘人寻求向包括许家印在内的多名被告追讨60亿美元的股息和酬金，这一数字相当于恒大初步估算债务总额450亿美元的八分之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债权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表：恒大集团债务与资产对比

　　

　　

二、法律机制剖析：清盘人、接管人与监督律师的协同作用

　　

香港法院在此案中构建了一个三层机制来处理许家印资产接管问题：清盘人（同时担任接管人）、监督律师和法院本身。这种机制设计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精细和制衡理念。清盘人（黄咏诗、杜艾迪）作为专业人士，负责具体执行资产接管和保全工作；监督律师（Keith Ho）则对清盘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其公正、透明地执行法院命令；法院则承担最终裁判和监督职责。

　　

从法律职能上讲，清盘人作为公司清算人，其主要职责是变现公司资产、裁定债权人的申索、以及从清盘产业中分配给债权人。一旦公司完成清盘，清盘人将向法院申请免除清盘人的责任及解散公司。但由于恒大严重资不抵债，清盘后对公司股东及相关债权人影响较大。而接管人的职责则更加专注于识别、保存和控制特定资产。在此案中，由于清盘人同时担任接管人，这两种职能产生了协同效应：清盘人对恒大复杂情况的深入了解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识别和追索许家印的个人资产，特别是那些可能与公司资产存在混同或关联的资产。

　　

监督律师的设立则是为了解决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清盘人在接管许家印个人资产时，可能与他们在恒大清盘中的角色存在冲突6。监督律师的存在确保了接管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符合法院命令的要求。根据法院安排，接管人需定期向监督律师报告，并回应监督律师提出的所有合理问题。这种制衡机制是司法程序公正性的重要保障，避免了清盘人权力过大可能产生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许家印的律师曾提出“任命接管人过于严厉，因为它会干涉许的私人事务”。但香港法院法官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一主张”。这一方面体现了法院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法院认为，尽管一般规则应由独立人士担任接管人，但在适当情况下，法院可委任与案件有关人士，只要其能公正行事并管理潜在利益冲突10。正是基于这一认定，法院认为清盘人适合担任接管人，并通过设立“监督律师”机制来管理潜在冲突。

　　

三、全球资产追索与跨境清算的挑战

　　

许家印及其家族的资产遍布全球，分布在包括但不限于英国、加拿大等地。除豪宅、豪车、私人飞机、房产外，许家印及其家族还持有大量离岸公司。这种全球化的资产布局虽然为资产隐匿和转移提供了便利，但也为香港法院的全球禁制令和接管人执行职务提供了舞台。香港法院已经对许家印名下资产发出全球禁制令，禁止其处置价值不超过77亿美元的资产。这种全球禁制令是香港作为普通法法域的重要工具，其通过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可以在许多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

　　

然而，跨境清算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差异和冲突可能给资产追索带来困难。有些司法管辖区可能对香港法院的判决采取不同的承认和执行态度，有些可能要求在本国重新提起诉讼。例如，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也在2024年被香港和英国法庭发出全球禁制令10，这表明英国法域对香港法院判决的认可和配合。但对于一些与香港没有密切司法合作关系的国家，资产追索可能面临更大困难。

　　

另一个挑战是资产识别和估值的困难。尽管法院已命令许家印方面披露名下所有价值超过5万港元以上的财产10，但许一直拒绝执行法庭命令披露资产详情6。这种不配合态度使得资产识别工作变得异常困难。接管人需要通过国际调查和跨境取证等方式来识别和追踪资产，这无疑会增加清算成本和时间。而且，不同类型资产的估值也存在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非流动性资产如私人公司股权、艺术品和其他另类投资，其估值可能存在较大争议。

　　

四、债权人利益保护与市场启示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次事件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和企业治理都具有深远启示。对于恒大集团的数量庞大的债权人来说，法院接管许家印个人资产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清盘正在深入推进，并且正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最大化债权人的回收率。虽然恒大集团自身的资产可能不足以偿还债务，但如果能够从许家印等人处追回数百亿港元的不当得利，无疑可以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从市场启示来看，恒大事件和许家印资产被接管提醒我们：公司治理和个人责任的界限需要更加清晰。企业创始人和高管不能将公司视为个人提款机，更不能通过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获取不正当收益。否则，即使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个人也可能面临追索，个人资产也可能被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这有利于建立更加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防止道德风险。

　　

此外，此事件也展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成熟度。香港法院通过清盘令、全球禁制令、资产接管令等法律工具，为处理复杂跨境破产案件提供了范例。这种法律成熟度有利于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也为其他司法管辖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对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都有业务的企业集团来说，这也提醒他们需要更加注重跨境法律风险防控，建立更加合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最后，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看，此事件强调了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恒大集团通过误报财务数据误导投资者和债权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许家印作为创始人拒绝披露资产详情，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提醒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于欺诈行为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以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维护市场信心。

　　

总之，香港高等法院委任恒大清盘人为许家印资产接管人的决定，是恒大清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展示了法律在处理复杂商业纠纷和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的力量和精细度，同时也提醒企业创始人和高管需要更加重视公司治理和个人责任。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矫正过程，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透明和负责任的市场环境。恒大案出现新进展，香港高法今日宣判，许家印个人资产“一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