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性萧条”，正在东亚地区蔓延
曾经，某些商品的销量被视为社会活力的晴雨表，它们预示着人们对生活、对亲密关系的热情与投入。
最近几年的市场数据，却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近乎魔幻的景象：某国内知名保健品品牌，其曾象征男性活力的拳头产品，竟连续三年销量锐减，去年更是大幅下滑近8%。
另一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同类企业，更是面临高达13%的销售暴跌，库存积压数千万片，让行业老兵也直呼“从未见过如此怪诞的局面”。
这种诡异的反差，不禁让人深思：在物质日益丰裕的当下，为何关于亲密连接的数据却持续下探？当传统意义上的“互动”渐趋沉寂，人们的欲望与需求又究竟流向了何方？
缘起东亚，百年变局
提及“性萧条”这一概念，或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不适，但其所指涉的现象，正如同一个日益庞大的隐形冰山，悄然漂浮在东亚的社会深海之下，其影响力辐射之广，已远远超出我们日常所能触及的范畴。
当我们审视当下东亚地区，包括我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社会景象正逐一浮现：结婚率持续走低，生育率屡创新低，而离婚率却节节攀升。
长久以来，婚姻与家庭在东亚社会中扮演着基石性的角色A股上市公司。
过去，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保障乃至个人价值，往往与其婚姻状态和家庭圆满程度紧密相连。
例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家族的繁衍与劳动力息息相关，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在近现代，婚姻又承载了更多社会责任与义务，比如“成家立业”被视为青年步入成熟的标志。
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各国经历了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个体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也促成了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人生选择。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尤其使得她们在职业发展、个人独立方面的诉求日益强烈。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逐渐受到挑战，女性不再仅仅将婚姻和生育视为唯一的归宿，而是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事业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成年后都需要从原生家庭中独立，进入职场，以雇员身份谋生。
这种“生活无法自然而然得到保障”的模式，使得经济基础在婚恋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成为维系甚至开启一段关系的重要前提。
相反，那些经济状况相对拮据的群体，在面对高昂的婚育成本时，往往会望而却步。
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开销”如同三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
在这种压力下，不少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甚至干脆放弃，因为他们深知，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任何亲密关系都可能在现实的重压下变得脆弱不堪。
在观念层面，传统的“集体主义”逐渐向“个人主义”过渡。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婚姻不再是“家族的需要”或“生育的必须”，而更多地被视为“个人欲望的满足”或“自我实现的手段”。
这也导致了山田昌弘在《不婚社会》中提出的两大矛盾：个人自由选择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近代婚姻中“经济”与“心理”要素所导致的爱情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张力。
当婚姻的价值天平从社会责任倾斜至个人感受，当经济的考量与情感的投入难以平衡时，婚姻的吸引力自然大打折扣。
以日本为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其社会形态便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
“不婚化”现象日益显著，年轻人结婚意愿降低，单身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济下行、传统观念瓦解、以及个体生活方式多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的“单身寄生族”现象，即大量成年未婚子女选择与父母同住，享受更低的生活成本和更高的个人自由度。
在我国，类似的趋势也已显现。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结婚率自2013年起持续下降，而单身人口规模已突破两亿，独居成年人数量庞大。
究竟是怎么了？
当我们深入剖析东亚地区，特别是聚焦我国所呈现的社会现象时，一个更为具体且令人不安的趋势便浮出水面，那便是普遍存在的“性疲惫”乃至“性萧条”。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展的“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显示，在我国的年轻一代中，性活跃度呈现下降趋势。
具体而言，在有稳定伴侣的95后（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3年之间的人群）群体中，有14.6%的男性和10.1%的女性在过去一年中完全没有性行为。这一比例甚至高于他们的70后和80后前辈。
调查还揭示，学历越高的年轻男性，其性生活频率反而可能越低，特别是在研究生以上学历的90后和00初男性中，超过半数每月性生活不足一次。
这并非个例，潘绥铭教授在2015年的研究也表明，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性趣”缺失的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
这种“性疲惫”的蔓延，其根源深深植入当下社会的生活压力之中。
一个广为流传的词汇——“996”工作制，形象地描绘了许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朝九晚九，一周六天的工作强度，使得他们下班回家后身心俱疲，只想躺下刷手机，对于亲密行为早已无心恋战。
工作、婚姻、育儿等方面的心理重压，让许多人对性事提不起兴趣。
正如一位90后受访者所言：“在没办法保证生活和工作都能稳定的情况下，性欲什么的都得往后排。我现在基本上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想好好工作，给自己的未来铺一条平坦点的路。”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性”不再仅仅是生理需求或荷尔蒙的冲动，它已然成为一种经济的产物，随着账户余额的日益稀薄而变得愈发奢侈。
许多伴侣宁愿选择独自解决生理需求，也不愿在共同承担生活重压的另一半身上，再额外消耗时间、情绪和金钱成本。
市场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国内某知名“强身健体药”品牌，在2024年的销量出现大幅下滑，降幅达7.7%，这已经是其连续第三年销量大跌。
更有甚者，国内某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小药丸”产品，去年销量暴跌13.17%，导致2400万片的库存积压。这种现象，在从业者眼中，是前所未有的“魔幻”。
与此同时，与婚恋、社交相关的消费也呈现疲软态势：520情人节消费大幅下滑，酒店业务遇冷，电商平台鲜花销量锐减，甚至安全用品的销量也明显下降。
这一系列数据，共同指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结论——全民性的低欲望状态。
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出现了另一种“史诗级”的增长。硅胶玩具制品行业异军突起。
在2024年，我国从事硅胶玩具制造的企业数量高达103.29万家，累计创造了1794.3亿人民币的惊人业绩，这甚至超过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四倍。
当现实中的亲密关系成本过高、压力过大时，虚拟世界和低成本的替代品便成为新的出口。
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爆火，也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以极低的成本，提供了即时性的感官刺激和情感慰藉，让人们沉溺其中，无需面对复杂的人际互动和沉重的现实负担。
未来，路在何方？
面对东亚地区，特别是我们我国所呈现出的这场深刻社会转型——从结婚率、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到亲密关系活跃度的普遍下降，再到新兴消费模式的崛起，无不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正在形成。
针对这些挑战，我国已经或正在探索多方面的应对策略。在生育政策方面，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的逐步放开，无不体现了国家对提升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的努力。
单纯的政策调整，效果往往有限。
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这包括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综合成本，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完善女性就业保障，破除职场歧视，让职业女性能够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
此外，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直接影响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只有让年轻人在社会中能够安居乐业，拥有安全感和确定性，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底气去组建家庭、养育后代。
同时，社会文化层面的引导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倡导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引导青年群体正确看待婚姻与家庭的价值，而非将其视为沉重负担。
日本的“超单身社会”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孤客”经济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警示我们应提前规划，应对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型需求。
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多元而复杂的，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这场看似隐秘的“性萧条”，实则敲响了社会发展的警钟，敦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口、家庭、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动。
参考资料：韩国夫妻，戒掉了性生活
